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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民间借贷利息高，但成交很快，双方讲好价钱就能成交，而官府推行的青苗贷，办起来手续麻烦，流程复杂，一群胥吏趁机吃拿卡要，雁过拔毛。

    急着种田的农民哪有时间和这些胥吏耗，只能任由对方盘剥，无形中增加了负担。

    而青苗贷虽然比一般的民间借贷利息低，但实际上也不低，农户借了青苗贷，若收货时丰收倒还好，若遇到歉收，立刻倒霉。

    而在农业时代，若没有完善的水利设施，种地完全就是靠天吃饭，雨下多了不行，下少了也不行，无数农户因为天灾导致歉收，从此背上一屁股债。

    最关键的是，并非所有农户都有借贷开展农耕的需求，而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，不顾一切反对意见，强行搞摊派、定指标，甚至规定各州县必须完成规定的放贷额度。

    如此一来，各地方官府便堂而皇之搞摊派，一级压一级，层层摊派的结果就是农户们无论贫富，一律都要“奉旨借贷”。

    地方官府增加了收入，胥吏们从中捞足了油水，只有那些本该为青苗法保护的农户，硬是被青苗法弄得破产。

    所以，本意是利民贷的青苗贷，实行之后变成“祸民贷”，这是宇文温要引以为戒的教训。

    他要在河南地区推行青苗贷，却不打算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，因为他不相信各地地方官府的节操，所以依靠的是“有活力的民间组织”——日兴昌柜坊。

    宇文温对日兴昌柜坊“从业人员”的节操有信心，他认为靠日兴昌来放青苗贷，至少要比靠各级地方官府放贷可靠得多。

    而且有了这个白手套，办起事来很方便，在放贷时尽可能减少中间环节，让柜坊和有借贷需求的农户直接打交道，避免对方被盘剥，不会为此增加更多负担。

    宇文温的构想很丰满，但现实很骨感：日兴昌在河南没有根基，一上来就把摊子铺那么大，抗压能力很弱，一不留神就要倒霉，到时候连带着他都要倒霉。

    但宇文温还是要推行青苗贷，他就是要和那些民间高利贷竞争，而官府放贷-公廨钱，暂缓。

    日兴昌在山南已经推出青苗贷业务，效果不错，有了丰富的经验，所以在河南开展放贷业务，有很强的可操作性，但宇文温知道，青苗贷那一分到二分的利还是太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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